[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征收土地方案已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
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在公民的强烈要求和争取下不得不将某些权利普遍化，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对权利要求的提出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到1999年10月，全国所有城市都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参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并没有弱势群体这个词，只是存在着政府照顾的对象。规定凡具有厦门市户籍的居民、村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户籍所在地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如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推行市民旁听制度，安徽省芜湖市政府建立市民心声网站等。从实践看，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立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制度与机制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制度与机制主要体现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都开始重视公民对政府具体议题的参与，但是，这种参与中的议题由政府确定，程序本身也由政府确定，在一些地方成为为地方政府行为合法性走秀的形式。
当年有7680位城镇居民通过这一制度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这个层面的创新或者是政府对既有资源进行跨部门整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相关教育、引导，或者是工会、妇联组织依托其群团组织的历史优势，借助执政党组织来整合政府资源，充当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和问题解决平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知识和参与渠道，提升其自我保护的能力。或者说，在特殊情况下，宪法思想就是宪法学说，宪法学说也是宪法思想。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得党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起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毛泽东进一步将其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以《全国报刊索引》为例。
这一阶段，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比50年代后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得1954年宪法受到破坏，宪政建设走下坡路。过去的各种斗争都没有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据《现代汉语词典》，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其中，第一个栏目刊登7篇，包括中共中央的决定、新北京市委的决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拥护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声明、重要报刊社论，还有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批判文章等。无论从形式上或者从内容上看，1975年宪法是极左思潮严重浸润的一部宪法。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10]宪法学说，没有空白[11]：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摘自：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95页。当然，法律学说和法律思想对法律制度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宪法学说理应建立在宪法思想的基础上。
显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相对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产生而言，就是那一时期的宪法思想，也是那一时期的宪法学说。第三，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社会生活就是国家生活，国家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在法学中，宪法学又是政治性最强的，因此在研究上存在着各种禁区导致宪法学的内容简单化、政治化，而本学科的科学性、学术性几乎不存在。
[11] 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876页：至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虽然反映了极‘左的路线和思潮因而很不完善，但从本质上讲，这两部宪法还并没有失去社会主义的属性 进入专题： 宪法学说 。第二个栏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共16篇，全部是大批判文章。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封建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的逻辑行不通了。自1959年4月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至196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除了对已经指定的《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批准《商标管理条例》和《外国人入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以及批准17项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制定一项法律，很多国家重大的问题都是由党内决定实施的。的确，放眼宪政建设浩浩荡荡的国际性潮流，在宪政的普世性价值面前，中国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宪政运动及其宪法学说，的确有令人痛心、令人扼腕叹息的地方，但也不乏给世人以深省和启示之处。即使是文革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起草的1978年宪法，也未能摆脱这一指导思想的严重影响。[6]1.参见《中国宪政网》，韩大元、胡锦光2003年4月3、12日访问许崇德：《新中国宪法学的创建与发展》。学说[3]则只有一层涵义，即指学术上的有系统的主张或见解（宪法学说显然是指关于宪法的有系统的学术主张或见解）。
宪法学说与宪法思想已经没有办法区分开来而融为一体。有了宪法思想的宽厚，才有宪法学说的专深。
1950年春季，我由华北大学的第三部考入新中国成立后首创的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当时就是我们这些人，站在新学科（新中国宪法学——笔者注）的最前列。
离开了法律文本即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学说就都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通常情况下，有没有法律颁布，即有没有法律制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具有阶级性的宪法思想，既可以反作用于宪法制度，也可以影响宪法学说。至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宪法学说究竟是什么，却不是一句话所能说清的。但是，自1966年7月7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以后，一直到1975年1月13日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长达8年零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推而广之，宪法思想当比宪法学说宽泛，而宪法学说则比宪法思想专深。
但是，宪法思想对宪法制度的反作用或指导作用的力度和深度，又无不与宪法学说在宪法思想背后的影响和支撑息息相关。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错误估计。
[5]‘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策、经验等得以浸透在这部宪法里，并且表露无遗。实际上，它与中国共产党自1957年起，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为标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倾向的发展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这个错误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可算得上是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
第二，1956年以后，特别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宪法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某些宪法规定甚至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在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即1966年第2期中，总共设置了3个栏目，一共刊登了27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几届研究生、本科生， 如先在人民大学后到宁夏大学的吴家麟教授、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教授、吉林大学的张光博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廉希圣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吴杰教授、北京大学的魏定仁教授等，还有后来一直在人民大学的王向明教授、董成美教授，等等。在本文看来，宪法决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宪政也决不是某一个民族的资源，宪法学说更不是某一个年代的特产。
导致立法工作全国停顿。[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5版，第1481页。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宪政变迁，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其宪法制度、宪法思想尤其是宪法学说，在某些人的眼里，也许只是一片空白，甚至耻于被人提起。作为特定年代、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在中国宪政建设史上，必有其特殊意义。
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又以《全国报刊索引》为例：1975年宪法颁布后，当年的《全国报刊索引》曾在第3、4、5期开辟专栏，索引学习四届人大文件和学习新宪法的文章。